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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概念之法律厘定

张颖璐

【摘要】本文揭示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界定“消费者”概念上的缺陷，并从消费者的变迁、功能价值的角度以及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出发，探讨了“知假买假者”和医患关系中的“患者”作为消费者的必要性，引发出“消费者”概念的外延在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发展扩大的趋势，最后在借鉴了各国、国际组织、法律辞典对“消费者”的定义的基础上，笔者将消费者归纳为购买使用商品、接受服务，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转售于他人的自然人。
【关键词】消费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生活消费 知假买假者 医患关系

一、 “消费者”概念之缺陷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称《消法》）在第2条中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可见，《消法》并没有对“消费者”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那么，要理解“消费者”的内涵外延，首先就要判定何为“生活消费”，学界对此有以下两种判断方法，一种界定的方法是以购买商品的种类即购买的是不是生活消费品来判定，第二种是以购买者购买的目的、动机即是否是生活消费的需要来识别。
第一种判定方法显然是有很大缺陷的，许多商品既可以作为生产消费品又可以作为生活消费品，比如钢材在用于私人建房时就是一种生活消费，因此，简单地从购买商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来作为“生活消费”的标准是不合适的。
第二种方法从表面看较为合理，但目的、动机是存在于人的内心的，通常只能通过“经验法则”加以判断，比如根据购买商品的数量来判定是否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按照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一次购买、使用一部手机足矣，如果一次购买六、七部手机硬说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就不符合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了，就有可能被判定为是知假买假，但他又完全有可能是买了送人或收藏，这样真正的消费者就可能因为多买了几部同样商品被认为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对他们是不公平的。①再者，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是与生产者、经营者追求盈利相区别的，任何人只要不是为了再次转售获利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购买行为就应被认定为“为生活消费”，就应该被视为“消费者”。
实际上，“生活消费”是与“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相对应的概念，是指人们为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消费各种物质资料、精神产品，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它首先包括吃饭、穿衣、住房以及使用日用品和交通工具等消费活动。其次包括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消费活动，如阅读书包杂志，看电影、电视，旅游等。而生产消费则是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生产消费的结果就是新产品的产生。生产消费本身属于生产过程。②因此，生活消费的概念是广泛的，据此，消费者的概念也应是广泛的。
二、“消费者”概念重新厘定之必要性
《消法》规范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消费者的判断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无序与迷茫，比如，对于王海之类的“知假买假者”和医患关系中的患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可以适用《消法》，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加以明确，直接后果便是一些不法之徒趁虚而入，大钻法律的空子，而另一些急需法律援助的人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另外，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经济交易关系，消费者的概念更是莫衷一是，比如网上购物、金融领域中消费者概念的引入等，可见对“消费者”进行明确的定义已是刻不容缓。
（一）“消费者”概念的法理思考
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社会生产功能发生了巨大转变，消费成了生产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动力，整个社会依赖消费者的消费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壮大。在迅速变化和流动的商品洪流中，心灵和情感不再是生命体中当然的要旨与中心，消费的主体演化为商品流动中的一个符号。詹明信先生将这一时代的特征描述为：剽窃和精神分裂，就前者而言，商业经济已经彻底粉碎风格迥异的私人习性，盛行于世的模仿之风隔离了人的独特性，一如你的指纹不会雷同、你的人身独一无二的个体主义已经终结，在组织人的时代，个体性主体不再存在；就后者而言，在消费社会中，符号商品在加快其过时的同时也决定了个体的无为，人是孤立的、隔断的一个符号，缺乏身份的认同，是没有个体特征的“无人”。③符号生活使个人生活过于制度化、机械化和组织化，人类主体性日渐衰弱和疏离，最具个人情感因素的个体特征被消解了。因此，消费者的漫长变迁对消费者的地位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是革命性的。日本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指出，消费者的概念已从岸边（供应者与消费者）扩向内陆（生活），对此加以掌握，它将从与生命本身的关系涉及到高度的文化关系的一切生活关系。④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则宣称：正如中世纪社会通过上帝和魔鬼来建立平衡一样，我们的社会是通过消费及对其揭示来建立平衡的。⑤
从消费者的功能价值来看，消费者作为与生产者、经营者相对应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弱势群体的联合达到与经营者抗衡的力量，消费者就是所有具有自然属性的个体成员，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和生存而不断与生产经营者打交道且处于劣势的人，虽然有部分人因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多面的人格特征，使之在一定场合站在了消费者的对立面，但一旦脱离自己的职业，在生活中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购买商品时，他便又是一个消费者，既然每一个人都必须满足个体的需要，那么消费者的身份将是与生命同在的，也就不存在加入的问题。消费者形象的建立并不是与生产者或销售商构成一种对立的局面，而是建置在非对抗的基础上的，建立不同“人格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与价值观念，奠定相互交往中的基本模式和基调。⑥由此可见，消费者不仅仅是单个的主体，而是某一特殊共同体的一员，是集体人的一份子，是整合多元化个体的气质所形成的极为复杂的集体人格。因此“消费者”概念是不能过于狭隘的。
（二）我国《消法》立法目的对“消费者”概念之引导
从我国《消法》的立法意图看，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护消费者权益，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通过对消费者的保护，最终有利于对生产者、经营者在制造、销售商品时充分注意商品的质量、广大消费者的安全。就“知假买假者”是否应该归为消费者而言，我国目前假货成灾，而政府力量仅是杯水车薪；另外，作为个体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并非所有消费者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受损，并且权利的主张和满足也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消费者势单力薄，议价能力偏弱，再加上对争议标的较少、诉讼费用等风险因素的考虑，大量消费者对权利的实现往往望而却步、漠不关心。法经济学家将这种全体受害的消费者中只有部分索赔并受到补偿的情形称为“履行差错”，当大量消费者放弃权利请求时，不法分子的“责任机率”就会下降，其支付的成本低而获利甚丰。有利可图会使不法行为的发生机率上升，采取预防性措施来避免违法行为产生的动力大大减弱，侵害人宁愿花费一定的代价去补偿部分消费者，也不愿停止侵害行为，因为当补偿只是针对部分消费者时，在支付了补偿金之后仍然余有盈利，追求侵权行为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⑦而把“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形成一支专业打假队伍，有利于充分利用群众资源，对不法分子形成威慑作用，这样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在他们的严厉打击下就会减少，消费者的权益将最终得到保障。当然，消费者的概念设置并不能抹煞其作为个体与生俱来的本性，他仍是一个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者。或许有人会质疑，“知假买假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有关信息资源占有较充分，已经具备与经营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属于《消法》保护的弱者。但试想一下，若因为“知假买假者”懂知识、识虚假、明是非就被排除在消费者之外，对消费者进行分流，那么这些在财富、知识、智力上相对高的特定人群又如何利用其自身资源优势，代表消费者现实利益诉求，去真正维护消费者的共同利益，这不仅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对广大普通消费者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另外，在医患关系中探讨患者的消费者地位问题时，我们发现，在整个医疗活动中，由于医疗服务技术要求高，信息不对称，医生始终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而患者则处于缺乏选择权的被动地位，患者明显是医患关系中的弱者，如果不将其视为消费者，而仅仅作为普通民事关系的一方主体，那么势单力孤的患者就无法寻求消费者协会的帮助，无力与强大的医院平等谈判，《消法》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也无以体现。从道理上说，当正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走入陌生的医院时，他们无疑处在弱者的地位。医护人员必须把患者当作消费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他们的权利与人格。在一个健康的消费过程中，无论在任何时候，消费者有权要求耐心的服务；无论多么复杂的医疗过程，消费者有权得到医护人员必要的解释。这其实也是医德自身的要求。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却是，道德的自律太难抵抗人性的弱点了，只有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约束和保障才能保证既有目的的实现。因此，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正是由一种没有约束力的自律走向一种法律的他律、职业的他律、舆论的他律，最终达到保护患者，减少医疗事故的目的。于是当患者走入医院时，我们看到的又是另外一幅场景，他们不再是低人一等、低声下气的“求医”，而成为平平等等的请医、买医。
可见，消费者应该获得更广泛的身份认同，使这样一群人的集合足以与势力强大的生产者、经营者达成制约、平衡。现今“消费者”概念的不确定性，不仅没有阐释清楚消费者的内涵，对其外延的认定亦是模糊的。
三、“消费者”概念之厘定
“消费者”这个概念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推进，它所包含的外延也无限扩大，过去的观点已经显得腐朽陈旧，必须对其进行适合时代变化的新的阐释。为此，我们比较分析了各国、国际组织及法律辞典对“消费者”的定义，以期从中得到些许启发。比如，泰国1979 年公布的《泰国消费者保护法》规定:“所谓消费者,是指买主和从事业者那里接受服务的人,包括为了购进商品和享受服务而接受事业者的提议和说明的人”。英国1974 年颁布的《消费者信用法》规定,“消费者是非因自己经营业务而接受同供货商在日常营业中向他或经要求为他提供的商品或劳务的人”。另外，1978年5 月10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把“消费者”一词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消费者的定义为：“从事消费之人，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因此，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任何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有别于为再贩卖为目的的购买者），在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或服务契约），适应受让该商品或服务者，均该当为消费者”。《牛津法律辞典》将消费者归纳为：“那些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的人”。由此可见，国外对“消费者”概念的外延限制很少，只要是与生产者、经营者相对的类群均被纳入消费者的范畴，而不论其目的、动机。
在此，笔者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消费者是购买使用商品、接受服务，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转售于他人的自然人。这一界定既明确了消费者群体的范围，同时又不乏体现了《消法》保护社会经济弱者利益的立法宗旨。
首先，消费者应是自然人而非组织单位。因为只有自然人才需要为满足个体需求进行消费，单位是由无数自然人组成的集合，它的需要仅仅是自然人需要的反映。况且，《消法》对消费者采取倾斜式保护，主要基于消费者作为个体在交易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强大的生产者、经营者抗衡，若将单位也作为消费者加以保护，当它与某些个体经营者甚至中小型企业发生经济关系时，不仅在经济实力上占优，在法律上又受到特殊保护，对其相对方将是极不公平的，是有违《消法》立法初衷的。另外，《消法》中规定的很多消费者权利，比如消费者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权、索赔权、结社权、交易权、隐私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的人格尊严、民族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等都仅是针对自然人而言的，而非单位。
其次，消费目的的非盈利性。消费者的概念应是与经营者相对立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论是个人直接消费还是用于送人、收藏等其它用途，只要他在购买商品或接受各种形式的服务时，没有以转售他人从而盈利为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买而买，那么他便是消费者。美国联邦瑕疵担保法第101条第3款对消费者的定义便是：“（一）消费性商品的买受人（非以转售为目的）；（二）商品的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限内的受让人；（三）适用商品或服务的担保条款的人”。根据解释，消费者必须是：自然人或法人为其本人、家人或家庭而直接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这不同于合伙或公司是以进行商业交易，通过转售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的的。⑧
最后，消费者是购买使用商品、接受服务的人。可见，消费者可以是直接与经营者订立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直接购买商品的人，也可以是非合同当事人，只要他在使用商品，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获得，也应属于消费者的范畴。同样，在有关服务合同中，消费者可以是直接接受服务的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是接受服务的非合同当事人。
这其中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是否应是有偿的，即是否应支付相应的对价，我国著名学者王利民教授就认为，没有支付对价并非不是消费者，例如，免费试用或免费品尝中，虽然免费试用或免费品尝者并没有支付给商家对价，但一旦对他们造成了损害，根据《合同法》第191条，“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商家须承担合同上的义务，那么，在《消法》领域，免费接受商品或服务的个人，也可以作为消费者享有权利。当然，这不包括非消费行为的如接受扶贫救济、希望工程的捐赠等。


参考文献：
① 梁慧星：《关于消法四十九条的解释适用》，《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9日第3版
② 王利民：《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
③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④ 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页。
⑤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⑥ 谢晓尧：《消费者：人的法律形塑与制度价值》，《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⑦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出版社，第152页。
⑧ The“Magnuson-Moss Warranty-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mprovement Act”,15 U.S.C.A.2301-12(1975),转载自同②。



析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杨新京*


关键词：司法解释；罪名；刑法修正案
摘 要：在我国，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20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进行了分析，认为《补充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检法两家在刑法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并提出了有关建言。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这个规定就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刑法施行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一举得以解决，因而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补充规定》的发布，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的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在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条文从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也从100多个增加到400多个。由于我国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采用的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载明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因而在确定罪名时需要进行分析。1997年刑法通过后，对于刑法分则中到底有多少个罪名，又应当如何称呼，法学家众说纷纭。在1997年一年之内，坊间就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教材100多部，但对到底有多少个新罪名，如何称呼，却各执一词。弄的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司法实际部门又不能按照教科书认定的罪名来起诉和定罪。因此，无论是理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际部门都迫切希望两高制定司法解释来正确认定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
但是两高对1997年刑法的罪名总数和罪名的名称也存在不同意见，并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了各自发布司法解释的办法。1997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3个罪名[1]；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4个罪名。[2]这多出的一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7条第2款）。与此同时，高法的《规定》和高检的《意见》对刑法分则渎职罪一章中第399条、第406条的3个罪名的表述也不一致。高法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认定为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而高检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枉法追诉、裁判罪，第2款认定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但对罪名的认定不是采取联合而是各自发布司法解释，且对刑法分则罪名的总数和部分罪名的认定又不一致，使学术界甚不理解[3]。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也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了困难。例如，由于受各自部门的领导，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必须以高检规定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又必须以高法规定的罪名定罪。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难堪情况。即：检察机关如果以枉法追诉、裁判罪起诉，审判机关即使认为检察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在定罪时一定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量刑。再从实际情况看，自两高各自颁布关于罪名认定的司法解释后，从未发生过一起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起诉和定罪的情况。有鉴于此，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在这个规定中，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由原来的53个罪名减少到52个，其中减少的这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5]高检这个规定的发布，虽然从实际上说取消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使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的认识上归于一致，但在其他三个罪名的名称认定上仍不一致，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名称认定上的分歧。《补充规定》正式确认：刑法第397条为两个罪名，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取消枉法追诉、裁判罪；第399条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枉法裁判罪；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6]。《补充规定》的发布，使刑法实施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存在的分歧，在4年多后终于获得完满解决。
二、《补充规定》的发布，解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
1997年10月1日刑法正式实施后，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刑法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几部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和罪名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些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做了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修改了一些原有条款，取消了个别条款。由于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条文作了修改，必然带来对原有罪名的变更，以及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
例如：1997年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的罪名认定为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其主体仅限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仅限故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条文将犯罪主体扩大到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从故意扩大到过失。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条文，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样构成犯罪。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1997年两高公布的司法解释中没有这个罪名，检察机关从现有罪名中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也无法从现有罪名中选择合适的罪名定罪。任何一个省级以下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都无权自己创造出一个罪名来起诉、定罪。因此，尽管立法机关已对刑法分则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两高未能及时对新增加的罪名作出法定解释，司法实际部门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条文仍然不能适用。
再如：2001年1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被告人肖永灵（男、27岁），上海市金山区东泾镇人，曾在1995年7月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1年10月18日，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法院审理后认为，肖永灵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系原犯盗窃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之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为惩治和防范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依照刑法第114条和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肖永灵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作出后，肖永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29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刑法修正案（三）》的对刑法分则的修改看，肖永灵的行为显然符合这条规定。由于该判决在上诉期间，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新法颁布之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判决尚未生效的案件，适用旧法，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中，如果依据1979年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死刑；如果依据《刑法修正案（三）》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15年。两者相比，显然后者要轻。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应当适用修改后的刑法分则第291条之一定罪量刑。但问题还是在这里，如果两高不能及时对刑法修正案增加的新罪名作出司法解释，下级检察院、下级法院仍然无法适用新法律。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亟须两高尽快对立法机关增加、修改和删除的刑法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作出司法解释。
2002年3月26日，两高发布的《补充规定》，正式对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增加、修改和删除的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的认定，作出了统一解释，从而解决了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修改后，由于没有法定解释对新罪名的认定，致使司法机关无法适用新罪名的问题。
三、《补充规定》的发布，规范了刑法分则中的部分罪名
1、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1997年刑法的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款规定，已经明确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仍然是强奸罪，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为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罪名，后面都跟有法定刑。也有学者认为，奸淫幼女罪已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多年，应当继续保留。[7] 1997年12月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都保留了这个罪名。但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奸淫幼女罪的，要不要负刑事责任？有人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其他犯罪概不负责。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奸淫幼女罪显然要比强奸罪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司法机关只好根据自己对刑法的理解来执行。两高《补充规定》正式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从而也就解决了这个争议了多年的问题。
2、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后的罪名使原来的冗长的罪名简化，与刑法第229条的规定更加贴切。
四、《补充规定》的发布，将刑法分则的罪名总数确定为418个
3月26日两高颁布的《补充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以来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和补充而带来的罪名的变动，以及两高对1997年刑法中部分罪名做了修改。
1、经修改后，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总数由1997年刑法中的413个增加到418个
（1）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增加1个新罪名，骗购外汇罪；
（2）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62条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8条增加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但同时取消了原有罪名，即：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
（3）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20条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291条增加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4）2002年3月26日两高《补充规定》取消了1个原有罪名，即：刑法第236条中的奸淫幼女罪。
2、根据三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中10个罪名进行了变更
（1）根据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4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7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变更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将刑法第181条第1款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变更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将刑法第181条第2款变更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将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变更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2）根据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变更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3）根据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5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14条投毒罪变更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15条过失投毒罪变更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25条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变更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1款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3、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存在争议的3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399条第1款枉法追诉、裁判罪修改为徇私枉法罪；将刑法第399条第2款枉法裁判罪修改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将刑法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4、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表述不确切的2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五、对两高司法解释的建言
1、对司法实践中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尽可能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惟一具有发布司法解释的机关。其根据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自1981年以来，两高曾多次就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对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如果两家对罪名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势必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困难，也与刑诉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原则所不符。
2、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在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或者是增加了新条款，或者是修改了原有条款，或者是取消了个别条款。这也就势必导致刑法罪名的修改和变动。但是对刑法罪名修改和变动的法定机关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一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无权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两高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不应再发生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9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就对刑法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是直到2002年3月两高才对该条文规定的罪名作出修改的事情，这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宗旨不一致。

*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