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如何解决法律平民化
刘成江
一、法律援助的平民化
安徽一农妇在浙江宁波帮人放牛时，不幸因牛误撞上裸露在外的高压线而触电身亡，家中只有尚不懂事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马上派一名律师赶赴宁波，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为她的家人争取到了１０多万元的赔偿……
上面的事例反映了在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司法援助体系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有433965名困难群众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法律援助，比2006年增长了35％。法律援助机构从2000年的1890个，发展到2008的4043个。在乡镇司法所、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基层团体都能看到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身影”，也都能看到一个个活动的“身影”，从上至下形成了一种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与此同时，法律援助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轨。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等方面，就来访接待、办案程序、经费使用、社团参与、机构网络建设、质量监督、档案管理、禁止有偿服务等十几个方面制定了规章制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有效地推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法律援助已日趋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服务内容，也是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但法律援助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尚有一定距离。一方面由于普法宣传还存在一定死角和盲区，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的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还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法律援助还存有高成本现象，真正无偿的法律援助和免费诉讼费还没有完全走向社会，致使百姓有“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百姓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
此前，媒体报道了许多地方推出了农民工可享受免费的法律援助新举措。可事实上，近年来，农民工为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屡屡上演了跳楼、自杀、群殴悲剧，在此法律援助或缺位或失语或疲软乏力，没有真正地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养猪农妇熊德明只所以成为“讨薪明星”，成为农民工寄于厚望的“救世主”，便折射出了这种法律援助的滞后和欠缺。
法律援助既是法律完善和成熟的一种必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而法律援助真正走向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其能否实现平民化。换言之，就是当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每每受到损害时，法律援助能及时地、有效地、义无反顾地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便昭示了法律援助体系的真正建立。
二、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第四条对“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具备的条件做出了具体的要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在这四个必备条件之外，另起一行还有个补充式的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决定》中关于“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规定是否应该成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1).我国各地选任人民陪审员存在“精英化”的趋向
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各地选任人民陪审员明显存在一种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由于过分注重《决定》中关于学历的要求，导致“精英化”的人士太多，而“平民化”的人士太少。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人民陪审员的学历水平普遍很高。资料表明，江苏省2732名人民陪审员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有2315人，占84.7％。在北京海淀区，许多人民陪审员分别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著名的学研机构，具有相当浓厚的学术、技术背景。由于人民陪审员中高学历者居多，存在着“精英化”的趋向，使得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大打折扣。
(2).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
陪审员制度作为普通群众参与司法事务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在创设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彰显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可以说，在实现多数统治的政治理念上，陪审制与选举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陪审制度的民主性不仅仅是通过普通民众参与司法体现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民众的参与必须体现出广泛性和开放性。但是，从我国目前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实际操作来看，许多地方把学历作为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重要参照标准，把人民陪审员的资格大多限制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就在实际上割断了法律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剥夺了大部分民众通过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机会，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司法民主的初衷。在实行陪审制度较早的西方国家，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做要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等原因，不能对事物作出辨认，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比如美国强调，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
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在选任人民陪审员的过程中，如果过分注重学历，将意味着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审判领域之外，使他们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这是对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权利的剥夺。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低学历的人群，比如工人和农民排斥在司法活动之外，而应该不分性别、职业、民族、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尽可能地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人员参与司法审判，使人民陪审员的“人民”性更加名副其实。
(3).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法国18世纪伟大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曾说过，陪审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公民是由与他们平等的人们来审判的。它的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无私的审判。实践证明，在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对诉讼争论根据事实同样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与“精英化”无关。而且，人民陪审员来自普通的群众，他们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审活动中更注重以社会道德标准评判案件，这将有利于把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价值标准融入司法审判活动中，与职业法官形成一个思维的互补，能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司法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裁判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人民陪审员“平民化”的标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适应这一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扩大普通群众参与司法审判的机会，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审判中去。具体来说，凡是在地方选举中进行了登记的选民，并且符合《决定》中关于“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四个必备条件，没有犯罪记录或职业限制的人，都应该可以出任人民陪审员。
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进一步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
三、司法考试的非平民化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统一的、严格的法律职业准入方式，从制度上保证了法律队伍的职业素质，同时，全国各界也都对司法考试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但是怪现象也频出，一是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五花八门，另一个怪现象是法律科班出身的考不过非科班出身的，甚至相当司法机关人员报考，通过率也是可怜的很，有的地区公检法系统竟会出现“全军覆没”。《南方周末》曾报道，南宁市195名法官报名参加首届司法考试然无一人上线，而7名农民却有2人过了关。
经过四年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与方法的专业训练、教育，大部分法学院毕业生却只能望司考而兴叹，而一些无任何法学基础和功底的其他专业人员却能经过几个月的挑灯苦读、临阵磨枪而轻松跨过“中国第一考”。且不说大学法学教育是否跟得上时代脚步，也不论司法考试本身是否存在各种缺陷，单说那些虽通过司考但属非科班的准法律人（本文单指狭义意义上典型的法律人）与科班出身的准法律人是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呢？答案不言自明。对饱受了几千年高度行政垄断的国人来说，大众化和平民化，都是一个让人振奋，激动人心，充满幻想和不敢奢求的字眼，而正是平民化至少在形式上打造了一种人人平等的理念，打破了王侯将相天生贵种的传统思想桎梏。所以无论什么事情，什么职业都倾向于构建一种什么人都可以从事，什么人都可以担任的低门槛准入制度。然而，法律职业，不像饭店一样开放给任何人进入。一般人可以了解法律知识，接受法律普及，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制观念，但是决不能介入或者染指法律这一职业。就像医院一样，没有经过医学教育并获取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是绝对不能成为医生和护士的，否则一定会使人们对医院产生高度怀疑和不信任感，这样的医院有谁敢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去做赌注呢？专门化职业，本身的含义就“蕴涵着专业的、对于外行来说是一种‘深奥’的知识”，法律职业是一种“娴熟于繁杂而为外人所无法掌握，不可言说程度较高的职业”，也一直是奉行法治与权威的国家权力的支柱。
法律职业共同体必须是要由具有法律知识结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的法律人构建，要成为法律人必然是受过专门法律专业专门训练，具有娴熟法律技能和法律伦理的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法律人不能走大众化、平民化道路，因为他们当中或是担当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实现公平，或是要维护当事人利益，实现程序正义，或是要维护国家和人民合法权益，打击犯罪的重要角色，法律人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现代司法制度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进而司法考试也不能走大众化、平民化道路，而是要走向专业化，因为成为法律人的必经阶段和前提是要通过司法考试。
将来司法改革是将司法考试平民化一票否决呢，还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再从其他方面采取措施弥补缺陷呢？比如通过对非法学专业而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进行一定时间的法学教育和培训。我认为，为了全面提高整个司法队伍的素质，树立司法权威，更好的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构架尽可能完善的司法制度，应对司法考试实行“司考专业化”原则，这样还可以减少因再教育而增加的成本等诸多弊端。所谓的“司考专业化”，就是只有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以上文凭的法学院毕业生以及现在律检法系统的在职人员才能参加司法考试。当然一定会有人坚决抗议，认为这样是直接剥夺了人人平等的权利，或许有人还要提出本来司法考试通过率就低，若是司考专业化，岂不是更难以满足法律职业的需求。对于前者，前面已经有所简述，对于后者的担忧，不敢苟同。我国不是法律职业人才缺少，而是法律素质普遍偏低。仅以法官为例，在英国法官与总人口比例是1:11万，与我国一水之隔的日本是1:4.3万，美国法官年均审案300～400件，但是我国有资格担任法官者21万，比例是1:6000，而年均审案30多件，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也足以说明我国的法律人才并不缺乏。但是，就目前我国律师队伍来看，确实不够强大，人员匮乏。然实行司法考试以来，通过者进入律师队伍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司法考试平民化也不能解决律师队伍人才紧缺的现状。
正如爱德华•Ｓ•考文所说，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法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法律人才。法学教育的兴废存衰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法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法律思想、法学知识以及法律各种经验材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取到的，是一个积累、实践、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过程。而这一切都要从正规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法学院）开始，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甚至必经的阶段，法学院是培养法律人的摇篮。在德国、美国、日本等法治国家，要想成为法律人，都是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法学专门教育、培训的，如日本，必须经过四年法学教育获得学士学位，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然后在进行由司法研修所组织的二年的法律实务训练，通过结业考试，才能从事“法曹三者”之一种；在德国，要成为一个检察官，法律系毕业生先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后进行至少两年的见习实践，然后需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取得从事司法职业的资格。再经历一年的实习检察官时期，才能取得五年的候补检察官身份，成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时，才能担任正式的检察官；而在美国则要求的准入门槛更高，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必须先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再接受三年的法学初级教育，继而在通过州司法考试，才能取得一般律师资格。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为四年，本来就有些不足，更何况没有经过四年专门法学教育的人士呢？
所以说“司考专业化”绝对是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司考的专业化不是否定了法的平民化,相反,司考的专业化保证了法的平民化,如果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对法律都相当娴熟能灵活运用,能更有效率的解决百姓生活中的纠纷和问题,我想这也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吧.至少能让人觉得出了事找”法”也能有效解决问;,而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出了事宁愿私了也不愿诉之公堂.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武汉市执法责任制工作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执法责任制工作条例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10月29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8年11月27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和保障本市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冤案、错案和其他违法执法行为的发生，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执法责任制是指依法确定执法主体资格，明确执法职责，规范执法行为，追究违法执法责任，加强执法监督的制度。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业主管部门实行执法责任制并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对本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工作负责。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级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章 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
第六条 依法行使行政、审判、检察职权的国家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业主管部门是本条例所称执法机关，具有执法主体资格。
第七条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取得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行政机关将法定职责依法委托给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组织的，应加强对其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并对其执法行为负责。
第八条 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执法主体资格由市、区（县）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
人民政府所属两个以上工作部门实施同一法律、法规的，应各司其职责；职责划分不明的，由市人民政府依法确定其执法责任。
第九条 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和依法接受委托的组织中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经考试、考核合格，取得执法资格后，方可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审判、检察机关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的取得，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执法制度
第十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法律、法规的宣传制度，对其作为执法主体所实施的法律、法规负有宣传职责。
第十一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执法人员培训制度，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政治理论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
第十二条 执法机关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执法程序，制定和完善保障其实施的具体办法。
行政机关应建立执法审核制度和行政处罚听证、复议制度。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执法情况报告制度，定期将执法情况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和上级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报告。
行政机关作出重大行政处罚或重大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后，应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本机关、本系统的执法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执法行为。
第十五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举报、投诉、回访制度和执法监督员制度、执法评议制度，主动接受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社会监督，认真受理相对人、当事人的申诉、控告、举报和投诉，定期回访并征询相对人、当事人的意见。
第十六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对违法执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追究的范围、责任的划分、责任承担的形式和追究的程序。
第十七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执法公示制度，将法定的执法范围、职责、标准、条件、时限、程序、收费等可以公开的内容均应公诸于众。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九条 执法机关应建立执法考核制度，考核的结果，应作为对执法人员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
第四章 执法职责
第二十条 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文明执法，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阻挠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十一条 执法机关应根据法定职责，明确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
第二十二条 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应依法高效履行法定职责，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有关申请、诉讼、申诉、举报和控告应当受理而不及时受理的；
（二）应当立案、撤案而未予立案、撤案的；
（三）应当履行管理职责而不及时履行或无故拖延的；
（四）应当提请、批准、决定逮捕而未予提请、批准、决定逮捕的；
（五）应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或者抗诉而未予移送起诉、提起公诉或抗诉的；
（六）不及时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或者判决、裁定的；
（七）应予处罚、强制执行而不予处罚、强制执行的；
（八）应予征收的税费而不予征收的；
（九）其他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
第二十三条 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遵守法定程序，不得超越管辖范围、法定期限，不得越权办案，不得违反回避规定，不得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
第二十四条 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法决定实施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二）超期羁押、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殴打、体罚或变相体罚相对人以及唆使他人殴打、体罚或变相体罚相对人的；
（四）侮辱人格或变相侮辱人格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的；
（六）违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场所的；
（七）刑讯逼供或非法传讯他人的；
（八）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收缴等强制措施的；
（九）违法实施警告、罚款、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十）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劳务或者违法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义务的；
（十一）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刁难、勒索或对抵制、检举、控告其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打击报复的；
（十二）其他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第二十五条 执法机关的处理决定、判决、裁定必须依法作出，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不得有失公正。
第二十六条 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弄虚作假、徇私枉法的行为：
（一）涂改、隐匿、伪造、毁灭有关记录或证据的；
（二）出具虚假鉴定、勘验、评估结论的；
（三）妨碍作证或指使、支持他人作伪证的；
（四）在刑事诉讼案件中，故意遗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重要犯罪事实的；
（五）向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友或有关人员通风报信、泄露秘密的；
（六）包庇、私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
（七）不应当假释而给予假释的；
（八）其他弄虚作假、徇私枉法的。
第二十七条 执法机关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罚没收入的规定，实行罚缴分离、收支分离，不得对执法人员规定罚没收入指标，不得将罚没收入与执法部门或人员经济利益挂钩，不得将法定职责以各种形式转化为有偿服务，不得截留、私分或变相私分罚没收入。
赃款赃物的移交，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违法执法责任追究
第二十八条 在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故意违法执法或因过失违法执法造成严重后果的，按下列规定确定责任人：
（一）承办人、勘验人违法执法的，由承办人、勘验人承担责任；
（二）因审核人、复核人、复议人、批准人更改或授意更改事实、证据、定性和承办人的意见而造成违法执法的，由审核人、复核人、复议人、批准人承担责任；
（三）审核人、批准人或批准机关未纠正承办人或承办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造成批准错误的，由承办人或承办机关、审核人、批准人或批准机关负责人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四）执法机关负责人指使或授意承办人违法执法的，由该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承办人承担应有责任；
（五）对应当提请行政办公会、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等集体研究决定的重大案件而不提请研究，并造成违法执法的，由承办人或有关负责人承担责任；
（六）行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等集体研究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导致和支持错误决定的人员承担责任；
（七）上级执法机关维持下级执法机关的错误决定、判决、裁定的，由该上下两级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分别承担责任；上级执法机关改变下级机关的决定、判决、裁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上级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承担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
（一）实行执法责任制不力的；
（二）对违法执法责任人查处不力的；
（三）本机关违法执法问题突出或多次发生重大违法执法行为的。
第三十条 违法执法责任的追究工作实行领导负责制。执法机关应指定具体工作机构，对违法执法行为进行调查、提出意见，由行政办公会、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依照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确定违法执法责任及追究形式。
追究违法执法责任，应当由责任人所在机关按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办理，需由监察、人事部门作处理决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执法机关对违法执法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应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级执法机关报告。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或并处：
（一）责令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暂停执法活动；
（四）调离执法岗位或辞退；
（五）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六）其他处理形式。
执法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以及其他违法执法行为有犯罪嫌疑的，由有关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明确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违法执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赔偿义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后，应责令违法执法责任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执法出现错误的，可以不予追究执法人员责任：
（一）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而出现认识理解偏差的；
（二）定案后出现新的证据，使原认定事实和案件性质发生变化的，但故意隐瞒或因过失遗漏证据的除外；
（三）因相对人、当事人过错或客观原因使执法过程中事实认定出现偏差的；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不予追究执法人员责任的行为。
责任人自行主动纠正违法执法行为，并积极挽回损失或者未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可以从轻或免予追究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后，处理机关应及时将处理决定书面通知本人。
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复核和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六章 监 督
第三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的失职、违法行为，有权向有关机关控告、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认真核实、查证控告、举报内容，依法定程序及时处理，并为控告、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六条 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按下列规定对本级执法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的情况实施监督：
（一）听取和审议关于实行执法责任制工作的报告；
（二）依法组织开展执法检查、调查和人大代表视察；
（三）组织人大代表进行评议或者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进行评议；
（四）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五）对有关案件办结情况进行调查；
（六）依法提出质询；
（七）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第三十七条 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执法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不力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根据情节可作如下处理：
（一）责成有关机关自行复查、纠正违法执法行为；
（二）责成有关机关自行改正或撤销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
（三）提出意见或发出《法律监督书》；
（四）根据质询、审查、调查或审议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决议；
（五）依法撤销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或建议人民代表大会罢免其选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理方式。
执法机关在收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提出的意见或《法律监督书》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将纠正的情况连同处理结果，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八条 执法机关对下级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情况实施层级监督。
第三十九条 检察机关对审判、侦查、执行活动依法实施监督；对执法人员利用职务犯罪的案件必须依法查处。
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依照法定职责和权限对执法活动实施监督。
第四十条 新闻单位应宣传执法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的情况，并进行新闻舆论监督。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或办法。
第四十二条 法律、法规授权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组织及其执法人员，按本条例的要求实行执法责任制，并参照执行本条例。
依法接受委托的组织的执法人员以及涉及执法活动的鉴定人员、记录人员等其他人员违法执法的，参照本条例追究其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