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行为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行为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
第120号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行为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已经1999年10月29日省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为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就规范行政行为、改善投资环境作如下决定：
一、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一）行政机关（包括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下同）对企业的各项审批（包括审核同意、登记、资质或者资格认可、年审等，下同）应当以法律、法规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其他文件不得设置审批事项。建立行政审批事项公示制度。省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会
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及企业的审批事项定期或者根据需要进行清理，编制涉及企业的审批事项目录，载明审批依据、内容、条件、期限、程序和单位等内容，向社会公布。
（二）行政机关办理审批事项，应当简化办事程序。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归并为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合同、章程审批，工商登记，初步设计审批，土地审批，建设、规划审批等6个主要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负责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和审批前置工作的协调，对外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合同、章程的审批和审批前置工作的协调，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工商登记和登记前置工作的协调，初步设计审批部门负责该审批工作的协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审批和审批
前置工作的协调，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项目建设、规划的审批和审批前置工作的协调。
对国家鼓励发展、不需要进口设备以及建设与经营条件不需要综合平衡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外商与非国有经济合作项目，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与章程审批时，可以技术经济评估报告、环境影响评审意见等为依据，
不再组织召开项目论证会。
（三）行政机关办理审批事项，对符合法定条件、手续齐备的申请，应当在法律、法规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办结，不得超期限办理。法律、法规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没有规定期限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理
期限的，应当提前报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抄本级监察部门备案，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行政机关办理各类资质或者资格认可等事宜，法律、法规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没有明确规定的，不得强制进行领证前的培训。
（四）行政机关对各类资源权属、拆迁安置、劳动争议等纠纷，应当及时依法裁决，不得拖延、推诿。属行政机关之间相互协作办理的事务，除法律、法规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外，应当由主管行政机关统一办理，不得要求当事人分别办理相关手续；行政机关之间职责划分不
清或者有争议的，不得相互争办或者推诿，应当以当事人先向其申请的行政机关为主进行处理，再报本级人民政府明确职责。
（五）省级以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涉及企业的各项审批，应当实行一站式办公制度，为投资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具体办法由省级以上开发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六）进一步改善口岸管理。按照国际惯例，制定客货出入境检查、检验流程，创造方便快捷、文明礼貌的通关环境。
二、依法规范收费行为，减轻企业负担
（一）行政机关向企业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以法律、法规、国务院及其财政、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其他文件不得设置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新设置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审批；按照规定应当经国务院批准的，由省人
民政府提出意见后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示制度。省人民政府经济贸易、对外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定期或者根据需要进行清理，编制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载明收费依据、项目、范围、标准和单位等内容，向社会公布。
（二）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制度，收费许可证由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申领。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的工作人员收费时，应当出示收费依据、收费许可证和行政执法证件，使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者监制的收费票据，按照
规定的收费范围、标准等收取。没有合法的收费依据或者未出示收费依据、收费许可证、行政执法证件以及未使用规定的收费票据，或者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企业应当拒缴。
（三）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缴分离制度。自2000年1月1日起，本省行政区域内行政事业性收费由收费单位开票、银行代收，实行收缴分离，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通过中介组织对企业进行收费；不得到企业报销各种费用；不得向企业摊派、索要赞助或者无偿调用企业的人财物；不得将应当由企业自愿接受的咨询、信息、检测、商业保险等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不得强制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或者接受指定
服务；不得强制企业参加培训、学术研讨、技术考核、检查评比和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不得强行向企业拉广告或者强制企业订购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不得以其他任何形式谋取私利等。
三、依法实施行政执法检查及行政处罚，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一）行政机关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执法检查，应当以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为依据，遵循统筹安排、保证质量、注重效率、避免重复的原则。
（二）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应当事先拟定包括检查依据、时间、对象、事项等内容的检查计划，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对有关行政机关的检查计划进行协调，能够合并的，应当合并；可以联合实施的，应当组织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实施。
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应当将检查计划报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上一级行政机关应当对下一级行政机关的检查计划进行协调，能够合并的，应当合并。
（三）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的执法检查每年不得超过一次，法律、法规或者本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企业进行税务检查，实行省、市、县三级税务机关统筹协调，由国税、地税机关按照检查计划联合组织实施；税务机关对同一企业的税务检查，每年不得超过两次。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同一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除质量抽查不合格外，每年不得超过两次。
对已经派驻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稽查特派员的国有重点企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有关行政机关不再对企业进行财务检查。
行政机关确有证据证明企业有违法行为或者违法嫌疑，依法进行调查的，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但是，调查结束后，应当将调查结果报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
严禁行政执法人员私自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任何形式的检查。
（四）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应当制作并出具检查通知书。检查通知书应当包括检查依据、事项、期限以及检查人员和负责人的姓名等内容。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执法检查职责，不得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要求被检查企业安置人员，不得接受被检查企业馈赠的财物，不得在被检查企业报销任何费用，不得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宴请、娱乐、
旅游等活动，不得为本人、亲友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五）行政机关对企业的执法检查结束后，应当及时提出客观、公正的检查报告，并向上一级行政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报告或者备案。
（六）行政机关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以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为依据，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和“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执行。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七）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对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的，由被处罚的当事人持罚款决定书到指定的代收机构缴纳罚款；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出具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罚没的财物，应当依法处理，
不得擅自变卖、支出、使用或者私分。
行政机关不得规定罚款指标，不得以创收为目的实施行政处罚。严禁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
（八）财政部门应当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制度。对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的支出，根据其支出范围，按照预算内外资金结合使用的原则统一核定，不得按比例或者变相按比例返还罚款。
四、努力做好投资服务，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
（一）加快能源、交通、通信、市政等设施建设，为投资者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必需的基础条件。对影响重点投资项目的基础设施问题，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尽快制定整改方案，限期解决。
（二）对重点投资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进行全过程跟踪服务，及时协调解决投资者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三）采取有效措施，参照国际惯例，建立健全金融、劳务、会计、评估、法律等各类中介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公正、高效、优质的服务。
（四）对在本省投资（工作）的外籍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公安机关和外事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优先办理居留手续和多次往返签证；对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办理暂住及出入境手续，应当简化程序，提供便利。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外来投资者在子女就学、医疗保险、生活娱乐等方面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解除外来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五、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服务质量
（一）行政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对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大政务决策，应当通过公开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对需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晓的重大政务信息，应当通过新闻媒介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行政机关应当制作本机关办事指南，准确地载明本机关办公地点、主要职责、办事程序和期限、所需资料、责任人员、联系电话等项内容，无偿提供给前来咨询、查询和办事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行政机关应当在2000年1月1日前设置政务公开电话，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投资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程序等方面的电话咨询服务。
（三）行政机关应当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文明执法，自觉接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监督。
六、加强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
（一）违反本决定设置审批事项，或者超过规定期限拒不办理审批事项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依法撤销违法设置审批事项的文件。
违反本决定设置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依法撤销违法设置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文件；违法收取的费用，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退还。
违反本决定擅自到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或者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擅自对企业实施行政处罚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授权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责令改正；行政执法人员接受被检查企业馈赠的财物，在被检查企业报销的费用或者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活动的，由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退还或者自行支付相关费用。
违反本决定未制作本机关办事指南或者未设置政务公开电话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鼓励、支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行监督，发现违反本决定的行为，可以各种方式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投诉或者举报；外来投资者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外来投资者投诉受理中心投诉。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设置外来投资者投诉受理中心，设立公开投诉电话，统一受理外来投资者的各种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交办、催办和督查。
（三）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新闻单位对行政机关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督、曝光。监察部门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对新闻曝光案件的追查制度和监督查处结果发布制度。
（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组织有关部门对本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作为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七、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决定，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贯彻本决定的实施办法，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八、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11月10日
赵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 虞浔 华东政法大学 , 卜磊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关键词: 刑事简易程序/泛化/正当化/价值取向/运作机制
内容提要: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正在逐步提高，适用率较低将不再是适用简易程序的主要问题。目前应注意的是在简易程序扩大适用进程中，自发的简易程序泛化所可能导致的使普通程序正当化改革变得毫无意义的问题，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树立合理的简易程序价值取向并构建科学的简易程序运作机制将使得普通程序更加正当、繁复，简易程序更加合理、简易。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刑事简易程序备受关注且是改革的重点对象，随着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扩张，简易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而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也极可能成为普通程序正当化改革的消解力量。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树立和设计科学的简易程序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将使得二者呈现互补和促进关系，从而使得普通程序更加正当、繁复，简易程序更加合理、简易。
一、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现状
（一）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的提高
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简易程序至今已经十五年。其间，司法实践部门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经历了从排斥到慎重适用，再到扩大适用的过程。1997年整个上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大约占刑事公诉案件总数的10％，有些地区低至5％，有些地区高达15 ％ 。[1]1997年安徽省检察机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占公诉案件的8％。[2]1997年全国基层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结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4％。[3]从整体而言，简易程序适用率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审判人员因怕独自承担责任，而不愿一人独审；有的领导对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不放心，怕出问题，不愿放权；有的司法人员为避免检法两机关在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上的争执，通常都不愿主动提出。
1998年以后，由于法院、检察院对简易程序运作机制已逐渐熟悉，也感受到适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率有大幅提高，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全国范围内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比例分别为：19.23％、21.45％、22.90％、21．89％、33.77％。[4]
有些地方这一数据增长得更快，如江苏镇江市1999年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比1998年上升了129％，占起诉总数的36％。[5]据笔者近期对上海一基层检察院的了解，简易程序的适用率已经大幅提高，该院公诉科专门设有简案组，负责办理简易刑事案件，该区最近的某一年中全年办理刑事案件将近600件，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达300多件，换言之，有超过50％的案件适用了简易程序。而出庭公诉的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又占多数，真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并不多，因而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已经超过70％。笔者又调查相距较远的上海另一个区检察院，其简易程序的适用率也在70％以上，而在整个上海而言，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保守估计也会在50％以上，因此，至少在上海市，适用率较低的问题已不再是适用简易程序中的突出问题。[6]
（二）简易程序适用障碍质疑
之前所存在的导致简易程序适用率低的原因，目前似乎都已经不再存在。首先，检察院、法院为了避免争执而尽量避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似乎已不存在。据笔者通过询问一些检察官、法官了解到，他们都很愿意适用简易程序，还主张扩大适用。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法院很少退回。相反，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的案件，检察院决定对其适用普通程序后，最终又可能由法院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其次，检察机关和法院内部对适用简易程序规定了严格的审批手续的情况也似乎不再存在。目前，检察机关已经推行了主诉检察官制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如果由主诉检察官办理，其有权自行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而不需要经过部门负责人的审批。
二、刑事简易程序应然价值导向
对于“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提法，司法人员都已耳熟能详，但是并没有多少司法人员能详述“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具体内容，并秉承“正当程序”的司法理念进行刑事诉讼。当然这并不能归咎于实务界，因为即使在理论界，“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内涵也并未被完全厘清，更不用说找到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正当刑事诉讼诉讼程序”。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廓清正当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关系，确立科学的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价值取向和繁简分流机制，必将导致简易程序泛化，使得我国刚刚起步的、以程序正当化为目标的司法改革付诸东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简化诉讼程序并非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及肯定简化程序中的应有的司法理念问题，其意义在于为创建我国司法审判主流模式取得突破性发展积累经验”。 [7]虽然是相对于普通程序简化审而言，但对简易程序具有同样意义。
简易程序本身也存在着正当性问题，但很难想象在没有成熟的普通程序的前提下能产生科学的简易程序。刑事简易程序的正常发展历程应是由繁入简，而不是由简到更简。由于我国没有科学正当的普通程序作为基础制度，司法人员和普通民众普遍不具有正当程序的观念，因此如果不确立科学的简易程序价值导向和繁简分流机制，简易程序极可能以合法的形式滑向比本已很简单的普通程序更加简单的强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并最终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
但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与司法程序的正当化并非相互冲突。从各国司法发展和改革趋势来看，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通常并行不悖，并以恰当的繁简分流机制使案件各人其道，从而使普通程序正当化在现有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获得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即以简易程序的适用为普通程序的正当化、细密化节省必要的司法资源。如在美国民事小额诉讼制度的出现及逐渐普及的时期，正好与包括诉答、开示等程序在内的现代民事诉讼基本框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重合。[8]
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正当程序的繁复而导致的司法资源的相对短缺和诉讼拖延，而我国诉讼程序则面临着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双重困境，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司法信任危机表明，司法的专业化和程序的正当化仍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
简易程序是当代司法公正内涵不断扩张、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司法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相互妥协的结果。在个案中简易程序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司法之所以成为司法”的核心内涵，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相反，它应该以普通程序作为背景和母体制度，将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内涵体现于适用选择和运作之中。因为繁琐的普通程序本身不仅仅在于发现案件事实，还在于满足社会对公正信仰的需求、对权力的制约、法律公信力和威严的建立，以及对司法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宽容评价。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已不可能等待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之后再确立程序的简易化，司法正当性和司法效率的课题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它要求程序的正当化和程序的简易同时实现，而这似乎是一个水火不容的问题。
或许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和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会使二者相辅相成并同时实现，然而在司法机关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又极可能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因此，理性的选择莫过于确立司法正当化的总体目标，建立以当事人自由意志为主、法律的强制规范为辅的科学分流机制，同时大力推进普通程序正当化、规范化步伐，使之尽快发挥简易程序的背景制度功能，最终实现司法效率和公正的双重目标。
三、科学刑事简易程序运作机制的构建
合理的简易程序在整体正义上并不亚于普通程序，[9]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划分不应以公正与效率的冲突为基础。规制简易程序并非为了限制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而是引导其合理适用。因为程序的简化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复杂程序也并不意味着程序合理，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刑事程序都不可能保证完全公正地处理各种案件。关键是要确立科学的分流机制和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并把当事人自愿和理性的选择引入到简易程序的适用机制之中，如此才可能弥补程序本身的缺陷，并使之达到相对合理性。
（一）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就目前来看，仅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和部分自诉案件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从长远来看，应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看作是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一个过渡。如此，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可能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一审法院几乎所有管辖案件。但笔者认为这并没有泛化简易程序之嫌，因为普通程序是否简化审还取决于其他两个条件：一是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是控辩审三方的意愿。对一审法院管辖的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中案件事实清楚应指主要案件事实，而不是案件全部事实，否则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将寥寥无几。
（二）在分流机制中引入被告人（包括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实质选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