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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目前，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成熟和完善，个人或法人的信用权不断被侵害。因此，加快社会信用制度建设，保障信用权利不受侵犯成为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

从实践中看，侵害信用权需具备四个要件。

违法行为。侵害信用权的违法行为，首先必须具备有损民事主体信用的内容。包括对民事主体的经济实力、履约能力及态度、产品质量、经营现状、销售状况等经济能力的贬损、误导以及其他施加不当影响的事实。侵害信用权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的方式，歪曲事实，捏造、传播、转述流言为主要形式。当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时，不作为亦可构成侵害信用权。

损害事实。侵害信用权的损害事实，是侵害信用权行为作用于社会，从而导致公众对特定主体经济能力的信赖毁损和社会评价的降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财产利益损失。其主要表现为权利主体信用利益的毁损和权利主体财产利益的损失。

因果关系。在违法行为与信用利益损害之间，因果关系判断的标准在于违法行为所包含的内容被“公示”，即被第三人所知悉，未被第三人知悉者，不会引起信用损害。在违法行为与财产利益损害之间，应以确定的因果关系证明为标准，即后者确实为前者所引起的，才能确认其有因果关系。

主观过错。不论行为人主张或散布有损他人信用的事实是出于故意，还是出于过失，均可构成信用权的侵害。

对信用权的法律保护，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保护方式，即对侵害信用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害信用权民事责任，制裁该种侵权行为。二是间接保护方式，对侵害信用权的行为，确认为侵害其他人格权的民事责任，以此制裁侵害信用权的行为。

在我国，民事立法对信用权未作明文规定，根据立法中公民、法人名誉权的规定，实践上采用以保护名誉权或者姓名权的方法，间接保护信用利益。侵害信用权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就是损害赔偿。这种损害赔偿具体包括：1、赔偿经营损失。一是依经营者的实际经营损失，确定赔偿范围;二是经营者经营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确定赔偿范围。2、赔偿受害人为调查其信用受侵害的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确认这种赔偿责任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实际支出原则，二是合理支出原则。即赔偿的费用必须是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3、为恢复信用而支出的费用。第一，信用损害以后，权利主体为恢复其信用，所做宣传费用等均属此范围。第二，对于侵害非经营者主体信用权的损害赔偿责任确定，应参照侵害名誉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方法，确定赔偿范围。侵害信用权的民事责任，除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信用、赔礼道歉等。

来源：江苏法制报　
　　　　　　　　　　　　　　　　　对这种现象叫好应慎重

　　　　　　　　　　　　　　　　　　　　　　李伟

　　《中国工商报》2004年5月19日“大潮”专刊第三版刊载了一篇署名为村夫的文章，题为《为取消罚款权叫好》。该文称辽宁省沈阳市出台新的政策，取消物价、文化、商业等10个行政部门的罚款权，并称：“这是法制健全的表现，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
　　沈阳市取消这些部门的罚款权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其目的是解决乱罚款、滥罚款等罚款腐败现象，但这种取消罚款权的方式却会引伸出来一系列问题：其一，取消罚款权的权限问题。《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沈阳市作为辽宁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如其取消其规章自行设定的罚款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是取消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显然不妥。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沈阳市政府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对于罚款而言，即指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罚款幅度范围作出具体规定，既不能高出上限，同样也不能低于下限，当然就更不能取消了。取消法律、法规中设定的罚款其实质就是对法律、法规的一种修改，而非一种“具体规定”，而修改法律、法规的权限只能是其制定机关，沈阳市政府显然无权修改；其二，有悖于法制统一原则。法律、法规是在通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的，所设定的各种行政处罚都由其存在的科学道理和现实意义，法律、行政法规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效力，地方性法规在其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具有普遍效力，如任何一级政府都可以决定取消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将直接影响法制的统一和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其三，取消罚款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政处罚惩前毖后的效果。众所周知，罚款虽不是行政管理的唯一手段，但它却是行政管理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惩治违法，警示他人方面与其他手段相比有其独到的优越性。如当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现象屡禁不绝的问题，普遍认为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处罚太轻，从事违法活动和其所承担的风险不成比例，利润远远大于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经营者不仅要罚，而且要罚得其倾家荡产，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惩治违法当事人，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警示他人，让其他还在从事假冒伪劣商品生产的人接受教训，停止违法行为，让有心从事假冒伪劣商品生产的人不敢从事生产。对于其他违法行为，罚款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当然，取消罚款后，还可以通过其他如责令改正、警告、没收非法财务等等方式进行管理，但这些手段对违法当事人只能算是挠其痒痒，而未挖其生肉，对当事人的惩罚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其再犯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也不能使其他有心从事同样违法行为的人望而却步。
　　不可否认，《为取消罚款权叫好》一文中指出的“罚款腐败”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还相当普遍，但其治理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在立法、相关制度、执法监督、财政体制、经费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等等，都是治理罚款腐败的有效办法。而以这种因噎废食，一取了之的方式是不应提倡的。
　　近年来，对行政机关的制约机制越来越健全，行政执法人员也普遍感到在执法中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行政执法行为因此也逐步得到规范，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体现。但是，制约执法更应当依法进行，象沈阳市这种采取一取了之的方式治理执法腐败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而且与“法制”的精神是否也有些不协调？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方式虽然还不能说一种法制意识淡薄的表现，但肯定不能说是“法制健全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